中把西方崇尚金钱的思想观念学来了。而这种观念影响中国改革发展。中国的文化没有民主法律的制约，而是人情的制约，于是权、钱联合成一种非常可怕的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猛烈地冲击了中国官场。《国画》中，皮市长借打牌和儿子出国之名大收钱财；朱怀境借四毛被打事件，狠敲竹杆，直到下属弄到钱马上挖空心思向公司“进贡”；张天奇明为跑项目，实是挪用公款一百三十五万等等。这一笔笔“灰色收入”显示了权力和金钱的关系。而一旦有了权、钱，随着世风的俗化，道德沦丧，女色自然就有。朱怀境在获得权、钱之后，搞起婚外情，纵情享乐。享乐至上，人欲横流，苟且偷欢成了世纪末人似乎最正常不过一种状态。这种病态特征是从社会精神最核心处体现出来的，与官场畸形实际上构成了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联系。
三、对人性的批判
体制结构的不完善给腐败的滋长钻了漏洞；文化是体制腐败的土壤，是整个社会腐败的根源。而这种文化土壤具有巨大的腐蚀性，其产生的最严重后果就是人的被腐蚀，人的堕落，人性的扭曲。因此，人性成为王跃文笔下最关注的视角。他的官场小说主要着眼于官场的世俗生活及倾心描述人物在官场中的种种表现、表演以及人性和人心的扭曲、变异。他的人性批判视角是多层次的。
1官场“关系网”透视人性的险恶
官场本身就是一张关系网。在官场中，任何一个级别的官员的存在都不是孤立的。他的存在与许多人发生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作为他职位上升或保障的一个屏障。所以，正如人们常言：要想当个科长，后面必须有个处长罩着。这就说明在官场中生存，每个人必需构建自己的一张关系网。就像《国画》中写的一样“上面关系没处理好，没人用你；同僚关系没处理好，没人帮你；下面关系没处理好，没人服你”。因此，其主人公朱怀境为了自己的官位升迁，为自己制定了一个“公共关系系统”，把官场中与已相关的关系按大小疏密构筑起自己的牢固关系网。但是，这张关系网不是自始至终都是坚不可摧、牢不可破的。因为在这些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既互相联系又相互牵制。它的牢固程度随着个人的变化而变化，随着官场气候的变化而改变。如张兆林与陶凡原是上下级关系和师徒关系，但陶凡一退，张兆林接班，张兆林迅速地排挤所谓的“陶凡势力”而培植自己的势力。在《结局或开始》中，张兆林、孟维周和万明山本是结盟关系，但万明山出事了。张兆林和孟维周为了摆脱干系保全自己，于是果断地切断与万明山的关系，并违心地支持起一直遭他们打压冷落的关隐达来。《旧约之失》中，舒云飞三位老同学开始因为在生活中不自得而相聚，发发官场不得志的牢骚。三个人是困境中唯一可以互相谈心的好朋友，并且一起规划下海宏图。但一切最后因为两位同学的升迁而流产，。三个人也不再是谈心的好友了，彼此之间的关系已经悄然发生改变，原来朋友之间的情感如此脆弱而不堪一击！扩而广之，好朋友的情感这么深厚都如此经不起考验，世间还谈何真情？三位老同学聚与散的友情变迁透视出官位的诱惑力及它锈损灵魂的东西。
在官场中，人与人之间互相猜测，互相揣摸。人与人之间连一个微笑、一个细节动作、一句话都要揣摸一下是否有潜台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情感几乎等于零。就像陶凡自己悟道的一样“中国官场，人们很习惯琢磨领导人的言行，所以，官场行为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因此，有人说，中国的政治最像政治，中国的官员最像官员。官场中的关系互相利用。《今夕何夕》中孟维周为马杰虚办马杰留职一事，不仅表现出他为人办事的精神，实际上也为他与马杰的交往中赢得一个人情，也让马杰对他肃然起敬，赢得尊重，为他的关系网加上一个砝码。官场中的权力和人一起组成了一座有围墙的城堡。城内是最大限度的权和人的大协作，互相结合，互相利用；对城外的世界则采取一种冷漠、一致对抗的态度。结果是，权和人成了一道坚硬的网，网外的任何东西都可以是合法的掠夺物。官场就是如此。就像关隐达说的“官场上的人们之间只剩下苍白的笑脸和空洞的寒暄了。”王跃文通过关系把人性丑陋的一面赤裸裸地表达了出来。
2知识分子的人性展示
王跃文作品中的知识分子体现出九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彷徨和游移的特点。市场经济的冲击，把文化及其载体――人文知识分子冲击得踉踉跄跄，知识分子的信念和地位都经受着新的考验。知识分子在王跃文的笔下成了被揭露、被批判的对象。王跃文把知识分子放置于官场中，通过官场表现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
我们知道，在传统文化中，“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是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理想。入朝做官、“兼善天下”不仅是读书人的价值目标，而且也是他们的人生最高追求。今天，当官同样是许多知识分子的梦想。所以，知识分子便在官场中表现出种种姿态。官场中的他们也成为了王跃文笔下的批判对象。《今夕何夕》中的孟维周是一个有文化、有激情、有抱负的青年，他给地委书记当秘书，却不再去提高和充实自己，而是醉心于研究领导心理、“领导艺术”；暗地里对着镜子练习自己的演讲口才；言听计从地去完成领导交给自己的“非凡任务”……他终于得到领导的赏识和信任，被提拔为副处级干部，但他却丧失了一个年轻知识分子应有的纯朴、善良和正义感。《国画》中的朱局长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知识分子，水果研究专家，他的文章敢言敢写，实事求是，有说服力且不讳，体现出了坚持真理、直言不讳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禀性。但多年官场潜移默化的影响，他身上的那种知识分子的禀性已逐渐转化为奴性！令人惋惜！
久在官场中的知识分子如此，而初进官场的大学生汪凡也难以抗拒官场的诱惑、违反官场原则。《很想潇洒》中的汪凡是一个初出校门、初进官场的大学生。他年青有为、血气方刚，懂得许多知识，预备把这些所学知识应运社会，好好做一番事业。然而，官场却使他事与愿违。由于他不懂官场原则，不熟悉所谓的“机关文化”，所以，他的认真原则处处使马主任不爽，自然给汪凡带来了苦头。但汪凡并不屈服。他曾经反叛过，他恶作剧地在马主任的先进材料中耍小聪明，引起轩然大波，马主任又借校对数字失误惩罚了他。他的反叛败得很惨，只好做一名循规蹈矩、唯唯诺诺的“御用笔杆”。他写的材料也越来越得到了马主任、市长的认可。官场规则终于驯服了他。但他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也终于彻底丧失了。如汪凡想报复马主任，想写匿名信给其相亲对象，最终没有写成，还借弗洛佛德的学说为自己开脱，自认为没有写成匿名信，还是帮了马主任的忙，功劳比马大姐还大。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阿q精神，表现出中国文人的迂腐。汪凡把中国的文化作为理解官场的一把钥匙，作者具有讽刺意味地写出中国文化在官场中如何一步一步地被知识分子沦为政治奴隶。
官场对人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令人难以想象。官场对人具有巨大的同化力量，对人构成了一种侵略态势。《朝夕之间》中的关隐达无奈之中接受同学之子龙飞为自己的秘书。关隐达心中的想法却是：又一个诗人死了。龙飞是一个有知识有才华的人，却被父亲推向官场，关隐达深谙官场的腐蚀力，所以不禁产生了这番感慨。这暗含了官场对知识分子的一种杀伤力。官场高深莫测，行走官场如水上行舟，顺流者即适应官场者则官运亨通，仕途顺利；而逆流者即不适应官场游戏规则者，则在官场的夹逢中艰难生活。因此，总有些知识分子因为不得志、不愿屈服于官场与社会关系的复杂而表现不同。如《夜郎西》中的关隐达，《旧约之失》中的舒云飞等。他们正是因为不愿低头于官场与社会的强大势力，因此屡屡被排斥于官场之外。关隐达因岳父陶凡的离退，失去了政治上的依靠，八年中调动五次，全地区十一个县市中去过六个，而且是去的地方越来越偏远。处境使他失去了对权力的热情，多了说真话、干实事的勇气。他深入基层乡镇，帮助农民解决问题；他打破关系网，撤掉了蛮横霸道的公安局长……他的魄力使他在民众中树立起了威信，在人大会上被选举为县长。但是，他违反了官场的“游戏规则”，最终他的宏大理想未能一步一步地实现。而舒云飞是一个在机关工作多年的科级干部，他目睹了官场之中的种种腐败和不正之风，他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固守着一个干部的基本原则和人格尊严。因此，在生活中疏离了多年的好友和工作中得罪了朝夕相处的同事和领导。这使他始终原地踏步。但他仍然说：“我得按我的活法活下去”。这句话暗含了几多无奈、几多悲壮！
王跃文之所以写知识分子的官场表现及思考，这与他自身有密切的关系。王跃文曾在官场混迹多年，他总想找机会发泄。于是，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昼夜赶科场，而王跃文是弃官还文人真实。他曾多次辩解：“自己写的并不是什么官场小说。官场只是我小说人物活动的场面而已，写人才是我小说的意义。”2在王跃文的官场小说中，有一些反复出现的人物，他们身上具有许多共性的地方。比如他们都很年青，具有较高的学历，刚刚或正在进入官场。他们富有良知，在仕途上总是坎坎坷坷。如关隐达、舒云飞等。他们实质上是王跃文的代言人。因此，王跃文的官场小说关注人的发展变化，就像舒云飞的点子公司考虑成熟之际的兴奋之言：“真的势头好了，到时候就干脆辞职下海了。现在的处境根本就没有什么可留恋的。”这从侧面写出了作者官场生活一种无奈，可见作者的“弃官从文”是一种解放的选择。
总之，王跃文对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是既有批判，又有同情。批判他们心理的脆弱，最终被官场所软化；同情的是他们中的部分依然傲然屹立。说明作者对知识分子并没有完全失望。关隐达身上的聪明、才能和勇气；朱怀境虽然堕落，但对自己在官场中的一言一行，始终心明如镜。他不是一个同流合污的俗人。他的心灵深处孤独但却真实。这些都是作者所肯定的。
从体制腐败到人性异化，中间贯穿着文化渗透。而整个过程中人起着要害性作用。体制问题的存在除了其本身的漏洞外，人的性格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利用体制的软肋为自己牟利。由于制约机制的不完善，人在权、誉的诱引下越陷越深，其人性也逐渐扭曲。人是最初的始作俑者也是最后的受害者。归根结底，无论是对体制的批判还是对文化的批判，最终都是为了揭示人性，批判人在官场中的种种丑陋行为。这些都是贴近生活，切合时代发展趋势的一个文学需求。王跃文用敏锐的眼睛透视了腐败的根源和人的要害性因素，折射出作家始终保持着清醒深刻的洞察力、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深深的忧患意识。同时也说明文学已经具有深层的批判意识，这无疑是当代官场小说创作的一次重要突破。
注释：
1阿尔蒙鲍威尔：《比较政治学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林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转引于孟繁华：《政治文化与“官场小说”》，《粤海风》2002年第6期）
2王跃文：《官场无故事·自序》，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参考文献：
1邓小萍：《王跃文官场小说的艺术美》，《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5期。
2孟繁华：《政治文化与“官场小说”》，《粤海风》2002年第6期。
3刘起林：《官本位生态的市俗化长卷――论《图画》的价值包容度》，《理论与创作》1999年第5期。
4段崇轩：《官场与人性的纠缠――评王跃文的小说创作》，《小说评论》2001年第2期。
5张韧：《王跃文小说印象》，《理论与创作》1998年第5期。
6陈成才：《艰难而生动的诉说》，《学术论坛》2003年第3期。
论王跃文官场小说的批判性[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