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桂系统治安徽12年，省主席几度易人，但以李品仙任皖省主席时间最长：从1940年1月起到1948年8月止，共八个多年头。这期间的派别间斗争，亦最为尖锐复杂。其中包括新桂系与国民党中央各派系、新桂系与地方实力派系以及新桂系内部各派系的争权夺利的斗争，波诡云幻，光怪陆离。特别是新桂系与中央系的斗争，曾经几乎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直到他们与国民党蒋家王朝一道覆灭。现就笔者亲闻目睹，记忆所及，略作点滴述录，以供研究史实的参考。
一抗日战争前，安徽这一块地盘，党、政、财、文的大权以及地方基层组织的实力，基本上都在分子的控制范围之内。但是，抗日战争爆发，南京沦陷以后，日寇倾其全力，沿津浦、陇海等铁路，沿长江、淮河，分头向武汉地区侵犯。安徽沿铁路线、沿江淮的交通城镇，都相继沦陷于敌手。国民党党政官员，都纷纷向大后方逃跑，政府组织解体，地方上一片混乱。这时，安徽已由抗日前哨，逐渐变成了敌人后方，按军事序列划属于第五战区。当时为所谓密切军政配合，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安徽省政府主席一职，就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兼任。从此，安徽便由系的属地转为新桂系的统治范围。不久，李宗仁随军前进，改派桂军头目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继任省主席职务。李、廖主政期间，完全实行着大广西系的一套做法，不仅军事大权牢牢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且把所有专员、县长都一律换为广西、湖南人或者亲桂系的嫡系分子担任；同时，还大量吸收知识青年，举办干训班，培养了大批广西系爪牙，分派到县、区、乡镇，甚至村保一级，担任各级领导，提出所谓“行新政、用新人”的口号，从而彻底摧毁了系在安徽的基础和地方势力。例如桐城县与系关系密切的大绅士光九香提出反对意见时，新桂系就加以破坏抗战的汉奸罪名，严厉地把他镇压了，用以巩固新桂系的统治。但是，另一方面，新桂系鉴于当时安徽环境险恶，敌伪环视，为扩大政权，执行政令，又不得不运用部分民主人士和进步青年，来加强抗日宣传、组训工作。如当时成立了抗日民众动员委员会，以及下设的工作团、队和青抗、妇抗等组织，都是由各方进步分子所组成，对抗日动员工作，开展活动，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这种形势之下，系的头目，又不在安徽，而他们的各级党务工作，亦黯然失色，毫无作为。及到1939年初，地方秩序渐趋稳定，系的主要头目刘真如、方治从大后方回皖，一看到安徽的情形，与昔日系统治的情况相比，感到面目全非，极为不满。他们左冲右突，无法插足，于是就找出种种借口，向蒋介石提出控告。如说：新桂系排挤打击“中央”同志，新桂系庇护共产党，新桂系的某些高级干部有共产党嫌疑(如当时散布的空气，说陈良佐、李一尘、胡学林等是共产党，实际他们全不是)以及新桂系干部贪污、腐化、走私等等。矛盾正在激化时，省主席廖磊患脑溢血死了。又由李宗仁、白崇禧保举李品仙接任安徽省主席。李是广西系高级将领之一，当时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驻扎在襄(阳)樊(城)一带。因此，安徽的政权仍牢牢地掌握在新桂系手中。
二蒋介石为缓和新桂系与系的矛盾，改善他们之间的关系，在发布李品仙为安徽省主席之后，并决定让李品仙兼任安徽省党部主任委员，同时调兼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以拉笼李品仙，加强团结，名义为共同抗日，实质是要他们共同对付共产党。李品仙赴任之前，在重庆奔走联系了一个多月，并接受了系的一些人事安排：一是让系嫡系分子刘真如任安徽省政府委员，以后并兼任省干训团的教育长；二是系大将方治仍回任安徽省教育厅长；三是让分子原十一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处长苏民、十一集团军少将参议兼特别党部书记长杨绩荪，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和省党部委员；四是接受一批分子、中央政校毕业生随李品仙来皖工作，如周天固任李的随从秘书，萧继宗任党政分会上校专员兼编《春秋月刊》，周方任党政分会少将专员兼干训班教官，蒋慎良任省府视察（后派为郎溪县长）。李品仙到了安徽后，正是第一次反共高潮即将开始之际。他除了接受上述系的人事安排外，送给蒋介石、系的第一个秋波是：改组省动员委员会，撤换了一些进步人士，如周新民、狄超白、朱蕴山、童汉章、陈超琼等，并迫使他们离开了“立煌”；其次是撤换了民政厅长陈良佐，撤换了财政厅长章乃器；接着又撤换了几个贪污、走私、声名狼藉的广西县长，如苏云辉、覃国光、黎炳松，并拘留审讯(后来这几个人被广西兵把他们抢走了)；同时，也放手任用了一批科秘级的分子，如建设厅的杨甲，省银行的吴墉祥、许钱农，财政厅的吴文源等等。这是李品仙得到系的上层支持，而互相利用的结果。因而暂时地保持了一段平静的局面。但是，众所周知，新桂系与蒋介石、系从来就存在着矛盾和分歧。自1929年桂系反蒋失败后，就一直负隅广西，表面上李(宗仁)、白(崇禧)接受了国民党中央任命，为五路军总司令和副总司令。实际上，我行我素，并不买中央的账。只是在抗日的前提下，蒋介石有计划地让出安徽这块地盘，来作为拉笼新桂系的诱饵；而新桂系则正好利用这个地盘，发展他们大广西计划。各有目的，各有所怀。但是，李品仙到安徽之初，与系密切合作，特别是分子苏民、杨绩荪，受到李品仙的信任，经常不离左右，成了李品仙的“智囊团”，并使广西籍干部受到了打击。这又使新桂系干部极为不满，纷纷写信、打电报给李宗仁、白崇禧，认为李品仙的做法，损害了桂系“团体”的利益。李、白则密电李品仙查询，并提起注意。这使李品仙开始警觉起来，有了转变。而偏偏刘真如、方治之流，还贪得无厌，不知满足，经常为专县人事安排问题，中学校长任用问题，在省府委员会议上与新桂系不断争吵。由于人事安排得不到满足，方治等就到处播散新桂系干部一些贪污腐化、违法乱纪的情况，特别是方治曾经与分子商议，准备向国民党中央建议，请调驻在鄂皖边境的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刘和鼎来接任安徽主席。刘是安徽合肥人，提出“皖人治皖”，并可以争取安徽在重庆的元老派的支持。这使李品仙知道后极为恼火，认为方治太不讲信义了。于是就开始了李品仙与系的拚斗。先是出现了方治住宅被搜查的事件：约在1940年夏秋之际，“立煌”警备司令杨创奇派了一个连长带着一班士兵，深夜去桂家湾搜查方治的住宅，翻箱倒笼，折腾了几十分钟离去。当时的传说是：一、方治经常通宵达旦打麻将，士兵是去抓赌的；二、是说方治的老婆是日本人，家里有电台，常与日本人通讯，警备部去搜查电台的，实际上，这是新桂系对于方治的“逐客令”。方治第二天立即派人去河南固始县发电报给陈果夫，报告被搜查经过(怕从“立煌”电报发不出去)。这也是李品仙新桂系对系发出进攻的信号弹。不久，方治也就离开“立煌”去重庆。李品仙对于系的进攻，首先是从省党部方面，节节前进。省党部是系在安徽的大本营。李品仙是在委员中拉住了苏民、杨绩荪，使之靠近新桂系；继之，则派去桂系干部黎民兴当秘书，专门了解书记处的有关情况，以后又派去桂籍干部李荣康去当人事室主任，接着又派去具有民主思想、反系的干训生陈天任、郑汉(实际是中共地下党员)、沈克任等到省党部当科长，使省党部系的一切活动，基本上都在李的了解掌握之中，甚至有的县党部书记长易人，如果是露骨的反新桂系的分子，文件到了李品仙面前，马上就能予以改变。这样一来，使分子省党部书记长卓衡之弄得一筹莫展，无法工作，被迫辞职。接着国民党中央先后又派来分子魏寿永、曹敏为书记长，也都先后被迫辞职离去。以后由李品仙保荐了靠拢新桂系的杨绩荪代理书记长。系在安徽的另一个重要头目刘真如，当时曾由国民党中央任命为省干训团的教育长，系想通过他来掌握地方干部的。可是干训团的副教育长、教务处长、训导处长、大、中队长及所有中上层干部都是广西人或者是亲广西分子，刘真如说话无人听。不久，亦被李品仙派到安徽学院去当院长，教育长改派陈诚系的张宗良接充。分子王枞原任《皖报》社社长，李品仙借口解决报社经费困难问题，把他撤换，派杨绩荪为社长。在省政府委员方面，方治、刘真如调走后，除了骑墙派的苏民、杨绩荪外，没有一个嫡系分子。至于在专员、县长方面，除了个别沦陷区外，分子亦休想染指。记得省党部委员嫡系分子范春阳，通过省财厅介绍一个县财政科长，想从省里直接委派下去，结果被新桂系的主管人发现，一直搁置不办，不予同意。不仅上层如此，在很多的县里，新桂系与系的关系也很紧张。各县县党部的书记长及其主要成员，大都是分子或亲分子。而各县县长等，全都是新桂系分子。他们仰承上级意旨，对于分子，想从地方上安排基层人事，说说人情，同样遭到冷遇，或者拒不理睬。县党部往往利用区党分部、小组等进行反新桂系的活动，新桂系则利用干训生的同学会(后改称联系站)与之相对垒，有时互相攻击，双方都向上层告状，打笔墨官司。所以从上到下，系感到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省党部书记长曹敏在省会机关党员大会上曾经愤慨地说：“我们现在是头顶金饭碗讨饭”，意思是政权是国民党的，可是党方一切事情还要求人，党部不受重视。针对这种情况，系无时无刻不在伺机反击。1943年1月，李品仙在重庆做过一番活动，绕道广西回皖南视察的途中，日寇数千人，从湖北黄冈、罗田，未遇任何抵抗，轻易地窜进了大别山，使广西系所宣称的“固若金汤”的抗日根据地“立煌”，一度遭到日寇沦陷。于是方治等一班在重庆的分子抓住机会发动皖籍青年学生贴标语，发传单，上街游行，喊口号，要求撤换李品仙。使李品仙受到了严重打击，灰溜溜地回到了“立煌”。但是，由于当时还在抗战期间，新桂系握有重兵，蒋介石还不能轻易将其撤换；又加白崇禧等授意一些新桂系分子暗地出来疏通解释，系的这一反新桂系运动很快也就平息下去了。后来，李品仙回到大别山，在一次纪念会上向全体公务员训话时，还附带地隐约其词地谈到大后方有人在反对他，但是反对无用，还故意自矜地说：“我自己也觉得来安徽干了好几年了，也该休息一下了，就像一部跑久了的汽车，该拖进厂里维修维修了，可是中央不同意，只好再勉力干下去。”这是有意说给分子听的。但是，重庆的这次反李运动，已标志着系向新桂系反击的开始。抗日战争胜利了，国民党中央政府还都南京，安徽毗临首都，系再不怕新桂系拥军割据、不服调遣；同时，也利用了安徽人民一股反广西的情绪：即新桂系统治安徽期间，视安徽如广西的殖民地，就像满清的八旗贵族统治汉人一样，各级机构的重要官员，基本上都派由广西人或他们信得过的新桂系分子担任。贪污勒索，搜刮聚敛，无所不用其极，差不多的广西中上层人都升官发财娶妻纳妾，有些地方民间流传着：“只要会说广西话，就把官来做”。“广西人把安徽的地皮都刮尽了”。“生下男的是老蒋的，生下女的是老广的”等等。系就历举了新桂系这些罪恶，在南京组织起反李运动的新高潮，一面利用在南京的安徽人士，包括部分学生和分子，在南京市区结队游行，喊口号，散发传单，贴标语，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行政院请愿，向安徽在京的元老们呼吁；并在《救国日报》和其他报纸上发宣言，发新闻，使全国上下无不知晓，势头很猛，轮番不断地进行，大有不打倒李品仙，誓不罢休之势；同时，并策划发动上海皖籍人士，积极响应。另一方面，撤换了李品仙兼安徽省党部主任委员的职务，仍派被李品仙排挤走的分子刘真如来接充；撤换了为骑墙派杨绩荪的省党部书记长职务，改派系的死硬分子范春阳接充；在省政府方面，自方治走后，厅长、委员中没有嫡系的分子，这时财政厅长桂竞秋辞职，而由财政部直接委派了中央调统局分子濮孟九接替；其后又派中央调统局分子闻汝贤为省府新闻处长。李品仙派到省党部的科长、秘书等，也都一一被撤换了。再一方面，又由范春阳等在省内策划组织倒李运动。新桂系及李品仙在这一猛烈进攻的面前，确实受到很大震动。过去李品仙对在安徽的分子步步进逼，使之一个个离去，可以说是节节胜利；而现在可以说是节节败退，处于被动了。但他也急起反击，坚决斗争，其所采取的策略：第一，是不得不让出一些职位，安排其他中央系及中间势力的人物。例如建设厅长派由陈诚嫡系三青团骨干张宗良担任，教育厅长派由朱家骅系的翟桓担任。派陈诚的秘书长王东原的弟弟王修恺担任省卫生处长，派中央元老派推荐而属于军统关系的宣xx为皖东区的行政督察专员，派中央系军统系霍照亭为贵池区行政督察专员等，其他县长和田粮、税捐处长亦接受中央各派系主要人物推荐，任用的也很多，借以拉拢各方面的助力，来对付系。第二，加强巩固内部，以抵制系在安徽的倒李活动，适应这种需要而成立了几个组织：一是组织了“安徽建设研究会”，以网罗省参议会、三青团及省级机关的领导成员为参加对象，吸收上层分子很多，但以陶若存、张宗良、朱子帆、汪幼平等为核心，开展各种拥李的活动；二是组织了“公务员进修会”，以吸收各机关的中层干部，如科长、秘书、视察等这一层级的人员参加，开展拥李和反系的活动，领导的人员是苏民、黄同仇等，而下面串连活动的则是冯治安、石裕鼎之流。三是组织了“安徽地方自治协进会”，主要是吸收中下层的干训生参加，如厅处局的科员、主任科员这一层级的人员，以防止为系所利用。主要的领导人是黄绍耿，具体主持这一工作的是张鸣、杜定球之流(均广西人)。这几个组织成立后，都进行了一些拥护李品仙、反击系的活动。例如有的通过参议会或以个人联名打电话给国民党中央表示拥李，或者组织地方人士赴京请愿，反对系；有的则发表与系针锋相对的宣言，
李品仙主皖时期的派别和斗争（转帖）[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