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清蚕丝业改良（充字数，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
李平生教授著
内容提要：蚕丝业在中国历史上曾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柱，但长期以来属于农民的家庭副业，技术、设备、管理均陈旧简陋。鸦片战争以后，在内外形势的压力下，中国蚕丝业开始了改良革新的艰难历程。到清朝末年，蚕丝业教育体系的形成，蚕丝业研究机构的设立，蚕丝业官方管理机构和民间协调组织的出现，以及制种、栽桑、养蚕、剿丝等领域新气象的呈现，标志着有数千年传统的中国蚕丝业发生了质的变化，开始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蚕丝业以独特的功能推动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纤细柔软的蚕丝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国计民生的一个重要支柱。略览史籍，我们不时可以看到蚕丝闪烁的光彩：乡村农户以养蚕织绸而安身立命，诗人骚客以咏蚕喻丝而抒发情怀，达官显贵以生丝绢帛而折税抵赋，天朝上国以鬻丝输绸而怀柔域外，等等。蚕丝业构成了社会生活众多领域中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我们应该看到，长期以来蚕丝业生产一直属于农民的家庭副业，技术上陈陈相因，设备上简陋粗糙，从栽桑、制种到养蚕、剿丝，既无专业化生产，也无系统的经营管理。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生丝出口外销的急剧增长，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东渐而来，以及来自国际市场的压力日趋紧迫，古老的中国蚕丝业面临着挑战，开始了自我革新的艰难历程，经过一系列的改良，逐步迈入了近代化的门槛。
一
自古以来，丝货是我国最重要的输出物品之一，一直垄断着国际市场，久为各国商人争相采购，从中牟取暴利。鸦片战争以前，由于中西交通艰险，以及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中国生丝出口虽受外国欢迎却数量有限，年出口量最多时也没超过千担[1]。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生丝出口量急剧上升。19世纪40年代中期，中国生丝每年出口量超过1万担[2]。出口量的急剧膨涨，刺激了各地蚕丝业的迅猛发展，不仅浙江、江苏、广东、四川这著名的四大蚕区蒸蒸日上，而且其他省份的蚕丝业，如山东、安徽、江西、福建、河南、湖南、湖北、山西、直隶、陕西等地也急起直追，就连我国僻远的北疆南陲，如新疆、甘肃、广西、台湾也闻风而起。老蚕区焕发青春，新蚕区应运而生，这种迅猛发展的势头是前所未有的。
然而，在中国蚕丝业生产日趋繁荣的背后，也隐藏着严重的危机。
中国土法剿制的生丝，粗细不匀，胶质坚硬，运销欧美后需要经过再剿才能适用于机器织绸业。随着生丝外贸的不断扩大，这一严重问题在国际市场上日益引人注目。在当时众多品种的出口生丝当中，以湖州辑里丝最为有名，其特点是“富于拉力，色泽洁白，丝身柔润”，但由于土法生产，没有固定的条份和品质标准，因而它的缺点“亦所难免，条份不准，匀度不及是已。此实为其致命伤。·······今日销美厂丝，匀度都须在八十分以上，而辑里丝之匀度，至多不过四十至五十分之间耳，········不适用于机器生产。”[8]19世纪70年代初，法国里昂丝商协会致函上海商会，指出华丝在同一包装内品质不一，不匀不洁，难于操作，许多名牌丝已失去了信誉。同时，美国丝商协会将中国生丝掺杂的情况报告给该国政府。上海商会也为华丝品质下降而通报中外人士，特别指出：“中国生丝的缺点是剿制粗糙，包装混杂，复摇丝和沾丝中用糖油等杂物增加重量。欧洲以为中国丝条纹太粗，改用棉花代替。美国对复摇丝的品质杂、损耗大颇有意见”，并发出警告：“如果这样下去，丝价将再度下降，并将失去市场上的地位。”[4]
就在中国蚕丝业生产抱残守缺，徘徊不前，甚至产品质量有所下降的时候，国际上一些蚕丝业原来并不发达的国家开始注意进行改良。早在中世纪，意大利就发明了“拈丝”的工序，即把丝拈成股以便可以经得住纺机的拉力。18世纪初，这种技术传到英国，并被广泛使用[5]。1828年，法国“发明共?制丝器械，使里昂积丝业一异彩”[6]。19世纪中叶，一场灾难性的微粒子蚕病蔓延欧洲，使意大利、法国这两个欧洲主要产丝国遭到空前打击。这场厄运促使欧洲科学家苦心研讨应策良方。不久，法国科学家巴斯德通过显微镜找到病源，发明了防治方法，并由此而诞生了“微生物学”这门新型的科学。同时，意法开始对蚕丝业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改良，“两国育蚕之家，数桑有术而叶肥茂，选种必良而蚕硕壮，且察其僵之犹癞也，药而别饲之，使不传染，·········其（茧）化之出蛾也，烘而干压之，使可久藏，·········而彼皆创立艺学，以教民导民，故其剿丝之矣，直可历七蚕八蚕之长，而其成丝之功，遂及五茧六蚕之细”[7]尽管意法两国生丝在国际市场上从未撼动过华丝的霸主的地位，但它们所进行的一系列技术改良则远远走在中国的前列，并对中国蚕丝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如果说意法蚕丝业改良的兴起表明中国蚕丝业在生产技术上已经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那么日本蚕丝业的迅猛崛起则表明中国蚕丝业在国际市场上的霸主地位已经开始动摇。日本蚕丝业向来不如中国，明治维新以前只有少量的蚕种和土丝出口，日本政府对此不重视，“且有提高税率，及取缔出口丝商之谬举。”[8]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朝野充分地认识到蚕丝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采取了一系列的改良措施，使日丝开始在国际市场上崭露头角。1870年，日丝输出量为7000担，仅及华丝输出量的七分之一。此后迅速增长，到1909年，日丝输出量达135000担，超过了华丝输出量[9]，而在国际生丝市场上跃居霸主地位。这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对于古老的中国蚕丝业是一个莫大的刺激。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剿丝业还受到国内通商口岸外国丝厂的冲击。早在1840年，美国丝商曾把美国丝车介绍到中国，50年代又把上海生丝送到广东再剿，并将“符合美国人的想法”的丝车从广东介绍到上海试剿。1861年，英商主办的恰和纺丝局在上海设立，这是中国境内第一家外国丝厂，最初有丝车100架，2年后扩充为200架，机器设备主要是由香港制作，并从法国引进技术工人[10]。到1894年，上海规模较大的外商丝厂有4家，共有丝车1500架，职工3750人，年产丝1620担[11]。综观这时期外商在华设立的丝厂，数量不多，起初的经营效果并不佳，但它们对于中国古老的手工缫丝业无疑是一个冲击，它们引进的先进设备，训练出来的一批熟练技术工人，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缫丝工业的产生。
与此同时，一些外国驻华官员为了本国能从中国获取更多的精美生丝，对日渐落后的中国蚕丝业发出了警告，并提出了一些改进意见。70年代宁波海关税务司德国人康发达指出：“中国若不讲求蚕瘟，倘遇年岁不好，传染日深，将来病蚕生子，蚕种相传，蚕子将有灭绝之一日。】”[12]他还向清政府提出了改良蚕丝业的建议，“顾不为采纳，后康氏复选派宁波人江生金者赴法人蒙伯里野蚕校习新法育蚕，”[13]江生金因此而成为中国第一个蚕丝业方面的留学生，学成回国后担任了浙江蚕学馆总教习。1880年，法国里昂会为改进华丝质量，“曾托总税务司赫德氏调查吾国农民养蚕状况，作为进行张本，其报告书凡十有九。此外在法国著作中，殷殷以改良中国蚕丝为言者，亦屡见不鲜。诚以“中国生丝”原料与（法国丝织）制造，不可分离，苟缺乏原料，则制造之基本动摇矣。”[14]尽管这些外国驻华人员的动机在于谋求本国的利益，但他们对中国蚕丝业的批评并非无的放矢，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改良中国蚕丝业已是大势所趋、刻不容缓了。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蚕丝业迈开了由传统走向近代的艰难步伐，在甲午战争以前其发轫并主要集中于与华丝出口贸易有直接关系的缫丝领域。
1872年，华侨商人陈启沅在家乡广东省南海县创办了我国第一家华资机器缫丝工厂――继昌隆缫丝厂。开办之初，规模比较狭小，尚未以蒸汽作动力，“全厂不过数十缫丝釜位，只有单缫而没有复缫”，经过几年的努力，扩大到800釜位。由于该厂采用了法国共拈式丝车，增加了“加拈”工序以提高生丝抱合力，并进行了生丝条纹规范化和茧料的分类选择，结果提高了生产效率，“每一女工可抵十余人之工作”。此外，陈启沅又结合了本地特点，发明了一种足踏式人力丝车，“所制之丝，较之法国所产无多逊”，这种“汽机缫丝与足机并行不悖”的局面在南海一直持续了数十年[15]。由于继昌隆出丝精美，获利丰厚，南海各乡以及邻县顺德等地争相仿效，纷纷设立了丝厂。从1881年到1894年，仅顺德开办的规模较大的丝厂就有35家，平均各厂每年产丝35000斤[16]。这样，在最初的缫丝生产技术改进方面，广东在全国处领先地位。
随后，上海也出现了华商创办的近代机器缫丝工厂。1881年，黄佐卿设立了公和永丝厂，拥有法国式丝车100部以及锅炉、引擎、吸水器等全套设备。1887年以后，丝车增至900部[17]。到1894年，上海规模较大的华商丝厂共有8家，丝车2576部，职工5850人，年产生丝3782担[18]。具体说来，上海丝厂的出现，其年代稍晚于广东，其数量也远逊于广东，但大都仿效外商丝厂的模式，机器设备都是从国外进口（稍后可以在当地仿造），开始就采用了蒸汽作动力，采用四绪缫法，每两部丝车另配有一名打盆工，因而其生产效率远远高于广东，成为后起之秀。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蚕丝业改良的内容仅限于缫丝行业，其地域则囿于广东、上海两地，对全国其他地区尚未产生多大的直接推动作用，至于对其他蚕丝行业（如蚕桑、制种、养蚕）产生的影响更是微乎其微。当时中国蚕丝业已经出现了危机的隐患，但人们尚未清醒地认识到危机的到来及其产生的根源。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尚未出现某种专业的官方机构或民间组织，也没出现系统的蚕桑教育与研究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对整个蚕丝业的各个领域进行自觉的、有意识的改良和推广。可以说，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蚕丝业改良尚处于萌芽状态，还没能够由治标发展到治本，更未形成为一项波及全国范围、包纳各个领域的系统性改造工程。
二
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对日作战惨败的现实以及随之而来的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给社会各阶层带来了空前的刺激。民族危机的加剧使有识之士忧心如焚，苦苦地探求保国保种的良策。清政府由于允许外资在华设厂制造，对于民族资本投资办厂的禁律有所松动。伴随着甲午战后发展民族工商业呼声日益高涨的潮流，振兴和改良在国计民生中长期占有重要地位的蚕丝业，成为人们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
面对现实，有识之士已经开始认识到中国蚕丝业的危机，指出：“自通商以来，……中国之蚕桑犹昔也，而丝市日衰，丝商日困，推原其故，皆外邦种蚕（桑）以分其利，且种桑养蚕之法精于中国。中国若墨守旧法，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丝市之衰不知伊于胡底？”[19]即使在蚕丝业最发达的江浙两省，“亦不过拘守成法，未能变动推广，且因蚕病蔓延而致蚕种不佳，育蚕者往往折本，愚民无知，委为运气使然，绝不考求其致此之由而补救之。数十年后，蚕桑之利未知何如，可不惧哉！可不惜哉！”[20]同时，他们还放跟世界，注意到了法国、意大利、日本在蚕丝改良方面取得的新进展：“二十年前，（法意）产丝极旺之时，蚕忽患病，比户传染，幸经格致家巴斯陡（按：今译巴斯德）……用六百余倍之显微镜细察蚕身，乃知所患者形如椒末（按：即现在所称的微粒子病毒）……精选无病之蚕，即以传种，名曰做子分方法。法意等国莫不师之，于是蚕病遂除而产丝复旺。日本于蚕务亦极力整顿，不余遗力，曾将蚕蛾选择佳者送至两国考察，又派人往意法两国学习养蚕诸事，所以日丝之出洋，年盛一年，上下获利无算。”“至今各国产丝之旺数十倍于前矣，其利之厚可想而知，况日本蚕丝本远不如中国。”[21]外洋蚕桑之利蒸蒸日上，而我国则江河日下，这种强烈的反差使有识之士莫不扼腕叹息而图谋改进。
培养一大批掌握近代科技知识的蚕桑专业人才，这是进行蚕丝业改良的前提条件。1897年，中国出现了第一家蚕丝业学校――浙江蚕学馆。该校由杭州太守林迪臣创设于西湖之畔，占地10亩，有考种楼、饲蚕所、茧室、储叶处、斋舍、膳室庖舍共80余间房屋，聘樊恭煦为总董，邵章为馆正，江生金为总教习，日本蚕学家轰木长为副总教习，林氏自兼总办。鉴于微粒子蚕病曾使意法蚕丝业几遭灭顶之灾，“中国蚕子亦有瘟病”，因此，“蚕学馆之设以考验蚕种分方做子为第一要义”。主要课程有理化、动植物学、气象土壤学、栽桑制种、蚕体生理及解剖、育蚕缫丝、显微镜检查、病虫害防治，等等。蚕学馆的宗旨是“以除微粒子病，制造佳种，精球饲育，传授学生，推广民间为第一要义[22]，这既是该馆的办学方针，也是我国蚕丝业全面系统的改良运动的肇端。浙江蚕学馆除了为我国培养了第一代掌握近代蚕丝业知识的专业人才外，还对蚕种改良、养蚕缫丝技术的改进，以及蚕丝业科技书籍的编著和介绍等作出了一定的贡献[23]。
浙江蚕学馆的创办及其所取得的成效，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人们称林迪臣开风气之先的举动为“绝大见识”，在赞叹之余又不免表示几分遗憾：“林太守·········既能成，亦不过浙江一省，一时安能广传，使家喻而能户晓。”[24]因此，各省有识之士一致发出仿效浙江蚕学馆以兴办本省养蚕学堂的呼吁：“补救之法，莫若于省中设立学堂，调取书院高等诸生，令其讲求植桑制种之法，学成后遣往各县分立中小学堂，其法视省，··········劝谕乡民，律以奖罚。”[25]这种呼吁很快在力图变法维新的光绪皇帝那里产生了共鸣，就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颁布诏谕，“命于已通开口岸及出产丝茶省份设立茶务学堂，及蚕桑公院。”[26]尽管维新运动旋即夭折，但蚕丝业改良的浪潮已势不可挡，在清末新政时期再次被有识之士所推崇，并得到清政府的支持，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发展的势头而逐步在全国各地深化推广，形成了一场略具规模的社会运动。
甲午战后至清末新政时期，各地的蚕丝业改良运动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设立了一批蚕业学堂或附设有蚕科的农业学堂，初步形成了蚕丝业教育体系。1897年浙江蚕学馆创办之后，各地纷起仿效。1898年，湖广总督张之洞筹办湖北农务学堂，随后添招蚕科
论晚清蚕丝业改良（充字数的）[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