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贞《严嵩传》
作者：王建成
明代嘉靖朝首辅严嵩，是一个被骂了几百年的大白脸，妇孺皆知的大奸臣。近年随着解放思想的良好氛围，历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不少学者提出严嵩问题乃是明朝历史上的一大错案，其本来面目并不坏，从政数十年做了不少好事，办了不少实事，应该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之所以名声不好，完全是其政敌所强加的，冤枉地被打倒了还要再踩上一只脚，成为永世不得翻身的屈死鬼！历史上这样的冤案实在太多了，而严嵩则是其中骂得最响，屈得最甚的一个！
现已查明，致严嵩及其儿子严世蕃于死地的乃是其副手与后任首辅徐阶，而使其声名狼藉的则是另一个政敌王世贞。
明朝的首辅似相而非相，至嘉靖朝则相互倾轧，你下台，我上台，愈演愈烈。次辅徐阶早就觊觎首辅这个位置，终于以种种手腕排挤严嵩出阁下台；一不做，二不休，又以“通倭谋反”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斩杀严世蕃。这样做实在有点过火，当时就有人反对。为障人耳目，不留后患，他想到了“口诛笔伐“，把住舆论关。物色了一个“能以毛锥杀人”的才子王世贞，给他提供方便，‘尽窥金匮石室之藏，终于写出一本《嘉靖以来首辅传》，其中的《严嵩传》最为详细，长达一万余字，极尽“捕风捉影”，“张冠李戴”之能事，为后人之评价严嵩，定下了基调，提供了范本。
世贞行文，颇善描绘。他首先为严嵩画像，说他“貌赢享鸟衣”、“狷隘睚眦”，具体事例是“奉使至广西，道谒乡人李遂”。查明史确有李遂其人，籍贯为江西丰城，算是严嵩的大同乡，称“乡人”没有错，但这个李遂这时还只有十四岁，根本不可能到广西去做官。而严嵩这时已经三十九岁，早已中举入仕并奉命去广西册封靖江王，不可能去拜访李遂，可见一开笔就有假。不仅把严嵩“布币而再拜曰”那段话搞假了，还把他父亲的身份也搞假了。严嵩的父亲严淮本为一介诸生，从来没有出任做过官。王世贞则说：“父为藩司吏”，生而“奇之”。还把他中举的时间也搞错了，严嵩本来是十九岁就“举于乡”，却写成了“二十二岁举于乡”。开宗明义第一章，就写错了三个地方。
接着写严嵩的升迁，是一部“私之”、“臾之”、“躐得之”的发迹史，当祭酒是“辅臣费宏其乡人私之”；当尚书是“谋于辅臣”、“从臾之”；入内阁是“嵩复私于言，躐得之”。结语是“始谬为恭谨，以迎合上意”。还说他是“以万寿贺表至京师”，否则还会“在南京逾五载不召”。一副奸雄相就这样画出来了。
查严嵩自弘治十八年廷试中二甲第二名入翰林院为庶吉士，至嘉靖四年升国子监祭酒，（由七品升四品）用了二十年时间。比他后入翰林的早就升官了，严嵩循序早就该升，怎么算是“私之”呢？其在南京数年，确有建树，已经任南吏部尚书，有资格“考满”晋京，怎么算是“从臾”呢？嘉靖十五年五月二日，五十七岁的老严嵩奉命赴京，十八日即任命为礼部尚书，是皇上看中了他的政绩和才能，朝中大臣也交相荐举的结果，并不是象王世贞所说的“以万寿贺至京”，意即为向皇帝贺寿拍马屁这才来京的。查嘉靖皇帝的生日是八月十日，严嵩早在五月份就来了。王世贞不是不知道，却故意要这样写，是故意损人。在礼部六年，政绩卓著，接替夏言入阁任次辅，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嘉靖朝的几任阁臣都是礼尚书提上来的，不是什么“躐得之”。王世贞之所以这样落笔，无非是说他的来路不正，是私躐得来的，这就为尔后的“窃权”、“专横”，埋下了伏笔。
入阁拜相，是严嵩一生政治生涯中的重头戏，也是这部传记要写的重点。在王世贞的笔下，这个先任次辅后任首辅的严嵩先是“益骄”，后是“益横”，接着是“益发舒”。严嵩“在直”二十一年，克尽职守，他也承认是“或累月不出”。那末都做了那些事情？则只字不提。群臣交章弹劾，他在传记中则详加引用，可那皇上却“皆勉留之”，也一笔带过。洋洋万余言，看不到严嵩半点政绩，通篇全是“污佞不当”、“中外侧目”、“公论益鄙之”的描述，而所列事实，多为道听途说，主观臆断，经不起检验与推敲。
明朝设御史、给事中等谏官，专司弹劾，大臣遭受弹劾，乃司空见惯之事。王世贞所写的几位首辅——张璁、夏言、翟銮、徐阶，莫不遭受过弹劾，张璁曾遭到百余次的攻击，比严嵩的“被劾”多得多，他所写的《张璁传》没有引用一例。而《严嵩传》则引用达十余例，开传记中引用奏疏弹劾之先河。《明史纪事本末8226；严嵩用事》起而效尤，全文引用杨继盛弹劾严嵩的《请诛贼臣疏》，为严嵩后来之所以定为“奸臣”，留下了一颗重型炮弹。
对于谏官的劾奏应该怎么看？可信不可信？明代谏官汪文辉曾陈四事，现身说法，说明弹劾之事，或“倾蹈”、或“苛刻”，“颠倒是非”、“极言丑诋”，根本不可信。故“嘉靖中年，益恶言官”，对弹劾严嵩的奏章抱有厌恶的态度，甚至予以惩治。王世贞在“严传”中所列举的遭受惩治的几个谏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并非其报复所为。在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当过官的在官场混过几十年的王世贞，是深知其个中三昧的，之所以还要这样写？就是要借用弹劾者之口，向严嵩脸上抹黑。
这篇传记，有好几段在写内阁大臣之间的明争暗斗，这是明代政治的一个特色。争权夺利，封建社会的官场概莫能免，乃制度之使然，不能归罪于那一个人。严嵩在官场斗争中并非如传记所写的那样狠毒，相反倒是有点心慈手软，最终成为失败者，是一个悲剧人物。他和夏言是有过斗争，对国事边事有不同的看法，对人事任免也有不同的看法，这都是正常的议事议政行为，不能说一有龃龉就是倾轧，就是构陷。夏言三进三出，最终因得罪皇上被杀，乃咎由自嘉靖之“果于杀戮”所使然。王世贞在《夏言传》中亦详加叙述了，却在这篇嵩传中先是说他“倾夏言而斥之”，后又说他“为嵩及崔元、陆炳构，伏法”，把夏言遭斩，一古脑儿推到严嵩身上。
对于严嵩与另一个首辅翟銮的关系，可以说是并没有什么争斗。翟銮因儿子考试舞弊下台，本来与严嵩无关，王世贞却凭空加了一句“嵩乃授风旨于给事于中王交辈，俾发其事”，导致翟銮的下台，严嵩就益发舒了。奸雄的形象，在他的笔下，又升了一级！而事实的真相是，严嵩和翟銮是同届进士友好，在内阁相处年多，并无争执，是嘉靖朝内阁中最为平静的一段时期。翟銮去世后，两个儿子也复了官，还专门找严嵩为乃父写碑铭，如果真的是严嵩指使将他们打下去，这两个也颇有头脑的儿子是不会找他写碑记的。
在复杂的人事关系中，严嵩的罪名是“党恶遍居要地，将帅率以贿通”。所谓“党恶”举了吴鹏、欧阳必进、许论、万采、方祥五人。前三人官至尚书，算是身居要地，但并非“党恶”。许论守边数有功，这才进兵部尚书；欧阳必进历官数年，所在有政绩，还是一个发明绳索牵引机的为人民办不少好事的实干家，是凭政绩上来的。严嵩原来并不认识他，也不是什么姻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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