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取过玉壶，斟了两杯酒浆，道：“你看忽必烈此人如何？”李逍遥也不矫情，接过酒杯饮了，道：“此人心慕汉化，算得上一代雄主。可惜他不是汉人。就算日后一统中华，也不能公平权衡汉蒙两族的种种矛盾。况且此人信仰藏传佛教，若真教他入主漠南，定然会放纵那帮番僧胡作非为，日后势必国将不国。”
在他眼中看来，忽必烈在那帮儒生面前再如何英明果决，终不过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所谓的“心慕汉化”，也仅限于中原的科技经济罢了。至于儒学一道，忽必烈自幼经历蒙古的野蛮残酷，是决绝不会深信的。虽然当前与儒生走的极近，只是以儒术饰治的手段，骨子里还是宠爱西藏的“帝师佛子”。
他隐隐约约记得，自南宋灭亡以后，忽必烈便立即翻脸，力将汉儒的地位贬的极低，连妓女都不如。由此看来，忽必烈是觉得对汉儒的利用已到了尽头，再也不重用汉人。所谓的“信用儒术，能以夏变夷”，只不过是汉儒一厢情愿的幻想。忽必烈没有“以夏变夷”，没有“因俗自用”，反而使汉人成为最低等的百姓。
除此之外，忽必烈在攻占南宋之后，更是嗜利黩武，经济上重用阿合马数十年，可谓荼毒天下；军事上征打日本、缅甸、安南、占城、瓜哇。数十年间，兵事无岁不兴。个人地野心极度膨胀，好大喜功，至死不悔。
内政上重用聚敛之臣。视汉人性命如粪土，动辄百般迫害，这样一个外无兴名之师、内视人命如草的暴君，竟能避免丧身亡国的下场，实赖蒙古暴力地余威。
可笑后人治史，好兴“翻案”来博取点击率和人气，是以不少人喜爱粉饰太平，常说元朝对汉人不坏。..依据仅仅是忽必烈如何优待汉人儒臣罢了，却只字不提对汉族百姓的迫害，对清朝更是如此。这样的颠倒黑白、以偏概全，史上早已屡见不鲜。
李逍遥自后世而来，在军校学习“游击战争”理论之时，好奇之下翻阅元史资料，虽对元朝暴政有所了解，毕竟未曾亲身眼见，直至一场意外穿越时空来此见证了蒙古人的残暴、嗜杀、野蛮，才逐渐的觉醒出自己当负之责。
可笑那帮儒家学子只顾自己道统。赵宋大兴理学倒还罢了，蒙古的汉儒企图通过教化来传播学派，殊不知上层建筑决定一切，蒙古出身于奴隶制的底层文明，对暴力的崇拜决定了他们对汉儒地态度。他们纵铁骑之力而来，如摧枯拉朽一般灭金灭宋，自然视汉人儒子如奴隶，奉喇嘛番僧为上宾，大兴淫行色欲，可以说。元朝是一个礼乐崩坏、文明沉沦的时代。这样沉重的文明苦难史，对来自八百年后的李逍遥而言，是不愿坐视发生的。
李逍遥虽不介意异族一统中华，可是纵观上下两千年来。异族对中华的侵害已非三言两语能概之，古有匈奴侵汉、五胡乱华，近有契丹、女真、蒙古征宋，后有满清左手屠刀，大搞种族灭绝政策，右手“文字狱”蒙蔽民智，如此奴化天下，可谓荼毒百世。害人不浅。偏偏后世有人选择性失明。大鼓吹捧“民族和谐”，帝王如何英明果断。却于他们在中华残害汉人，妨碍社会进步等诸多事实视而不见，这又是何等的愚蠢！若是出自盲目无知的少数民众也就罢了，偏偏还是由“砖家”“叫兽”口中道出，若是其祖上有知，不知可会气得从棺材中跳出来？
李逍遥在神雕世界游闲数年，虽说心中对汉人的苦难隐有恻动，仍是暗示自己不过一介过客，而非此世中人，何况“砖家”们所谓“历史潮流不可违逆”等言，早已深种于心，根深蒂固的观念，远非一两日所能改变，后来游历中华大地，才知道那帮靠蒙元史吃皇粮地“砖家”“叫兽”纯属放屁，渐渐的心中被欺骗之感化为愤怒，愤怒化为责任。早在去年杀上顺天府那一日起，就已注定了他和蒙古国之间水火不容。是以无论忽必烈再如何重用汉人，终究是假象而已，他不是赵武灵王，更非北魏孝文帝，作为蒙古国的大汗之才，他必须考虑自己宗族的利益，可谓典型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李逍遥而言，自然是同样的适用。
黄药师与他商定信号，说好敌营若有军事变动，大可凭此相告。二人促膝长谈一番，不知不觉间一个
第七十一章 军内肃反(上)[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