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强运动展开之始，已有人留心注意日本新动向。最早意见提出于咸丰十一年（1861），我人未能想象逃到上海避难不久的冯桂芬，竟提出其对日本之敏锐识见。如其所谓：
前年西夷突入日本国都，求通市许之。未几日本亦驾火轮船十数遍历西洋，报聘各国，多所要约。诸国知其意亦许之。日本蕞尔国耳，尚知发愤为雄。独我大国将纳污含垢以终古哉！
接着一位是李鸿章表达对日本的动向有所体认，李氏在同治二年三月十七日（1863年5月4日）致书曾国藩，也提出日本仿行西洋制造军器之言：
每思外国兵丁口粮贵而人数少，至多以一万人为率，即当大敌。中国用兵多至数倍，而经年积岁不收功效，实由于枪炮窳滥。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俄罗斯、日本从前不知炮法，国日以弱。自其国之君臣插礼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渐能制用遂与英法相为雄长。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长可自立。仍祈师门一倡率之。
在此时期最具高远观察深入思虑的政治家则应推丁昌一人。其他不论，即专就对日本了解一端，他有多次表达其警惕之言。如其同治三年（1864）九月以前向李鸿章禀陈有谓：
方今中外互市，彼实窥我有事之秋，多方挟制。近虽大难克平，而元气未复，不得不虚与委蛇，而亦不可不熟思所以自强之策。夫船坚炮利，外国之长技在此，其挟制我中国亦在此。幸而商贾往来，交际方洽，彼既恃其所长以取我之利，我亦即可取其所长以为利于我。贾生三表五饵之术，其中利害，当度其大小而为之权……中国炮船，在内地浅港自属得力，然置之于重洋巨浸之中，则茫然无崖畔，目眩手僵，与驱市人而使之战者无异，《易》日：穷则变，变则通。《国策》日：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船炮二者，既不能拒之使不来，即当穷其所独往。门外有虎狼，当思所以驱虎狼之方，固不能以闭站不出为长久计也，顷闻英法二国合攻日本，尽毁其港内炮台，业与议和。然日本胜，固足为我他日之忧，即日本败，亦非我目前之利。近年日本，专心致志，购船造器，几及泰西之精能，但不如泰西之娴熟，然犹不能以之制胜。则凡炮船之类于日本，并不如日本者，亦可皇然谋所以自强之术矣。我宪台设立外洋军火局，广觅巧匠，击锐摧坚，卓有成效。唯造船尚力不暇及，值此时稍闲暇，又幸西人尚相联络，可否咨商总理衙门，筹储经费，择一妥口，建设制造夹板火轮船厂，令中国巧匠，随外国匠人专意学习，核其巧拙，以为赏罚。并准中国富绅，收买轮船夹板，以裕财源而资调遣。将来元气固，则邪自不能侵，所谓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之道，不外乎此矣。
清季人物识见，以冯桂芬、李鸿章、丁日昌等地位而论，可以代表上丑官绅，有推行政务之权责。今观恭亲王言论，亦可
清日签约前清朝官员对日本政府的认识[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