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孔子在鲁国太庙见到一只变形的觚，那青铜酒器的棱角被磨得圆润，腹部的饕餮纹残缺不全，原本四道象征四方的扉棱只剩下模糊的凸起，早已失去古礼规定的形制。他轻抚着斑驳的铜锈，指腹划过被刻意磨平的棱角，连声感叹：“觚不觚，觚哉！觚哉！” 这声叹息穿越两千五百年的风雨，至今仍在历史长廊中回响 —— 它不仅是对一件器物的惋惜，更是对名实错位的忧虑，对社会秩序崩坏的痛心。从商周青铜礼器到当代社会的制度规范，“觚之为觚” 的命题始终缠绕着人类文明：当事物的名称与实质脱节，当形式与内涵背离，我们该如何找回那失落的 “觚”？
一、觚之为觚：青铜铸就的礼制密码
商周时期的觚，绝非普通的饮酒器具，而是礼制大厦的一块基石。考古发现的商代晚期青铜觚，多为喇叭口、细腰、高圈足，腹部常有四道扉棱，纹饰以饕餮、夔龙为主，通高约三十厘米，容量约两升。这种严格的形制并非工匠的随意设计，而是《周礼?考工记》“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 的具体实践 —— 每一寸弧度都对应着尊卑等级，每一道纹饰都承载着宗教伦理。
殷墟妇好墓出土的 “妇好觚”，通高 36.5 厘米，口径 16.8 厘米，器身修长，腹部饰有三组饕餮纹，每组以扉棱分隔，圈足饰有相对的夔龙纹。器内底部铸有 “妇好” 二字铭文，证明它是商王武丁为王后所作的礼器。祭祀时，商王执觚献酒，酒液沿喇叭口缓缓注入祭器，象征着人神之间的沟通，而觚的容量恰好是 “一升曰爵，二升曰觚” 的标准，确保祭祀时 “牺牲不成，粢盛不絜，不敢以祭”。考古学家发现，这只觚的内壁有明显的使用痕迹，说明它并非摆设，而是真正用于祭祀的礼器 —— 这种 “器以载道” 的传统，使觚成为 “名实相符” 的最初象征。
西周时期，觚的形制被纳入更严密的礼乐体系。《礼记?礼器》规定 “宗庙之祭，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尊者举觯，卑者举角”，觚作为中等贵族使用的礼器，其尺寸、纹饰必须与使用者的爵位匹配。陕西扶风出土的 “墙盘觚”，纹饰已从商代的饕餮纹简化为窃曲纹，扉棱变矮，通高降至 25 厘米，这正是西周中期 “礼从宜，使从俗” 的体现。但即便简化，仍保持 “上圆下方” 的基本形制 —— 喇叭口象征天圆，圈足象征地方，暗合 “天圆地方” 的宇宙观，说明形制可变，但其承载的 “名” 与 “实” 的对应关系不可破。
春秋早期的 “子仲姜觚”，现藏上海博物馆，器身修长如商代旧制，颈部饰有蕉叶纹，腹部为兽面纹，圈足有透雕蟠螭纹，纹饰繁密仍恪守古制。但到春秋晚期，山东沂水出土的 “邾公华觚” 已面目全非：圈足变高近十厘米，腹部加粗，甚至出现了带柄的异形觚，原本象征等级的扉棱被完全磨平。考古学家通过纹饰断代发现，这只觚的使用年代恰与孔子同时，正是他所见 “觚不觚” 的实物例证。器物的变形背后，是周礼体系的松动：当诸侯僭用天子之礼，大夫冒用诸侯之器，觚的形制自然失去了规范 —— 它不再是等级秩序的象征，而成了权贵炫耀的工具，“名” 存 “实” 亡的悲剧由此上演。
孔子对 “觚不觚” 的敏感，源于他对 “名” 的重视。在《论语?子路》中，他明确提出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在他看来，“名” 是社会秩序的基石，正如觚的形制是礼制的体现，一旦 “名实背离”，整个文明体系都会崩塌。他晚年删订《春秋》，通过 “郑伯克段于鄢”“天王狩于河阳” 等 “微言大义”，正是要 “正名”—— 让事物的名称与其本质相符，让社会秩序回归正轨。汉代董仲舒曾解释：“《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
二、不觚之叹：乱世中的名实错位
春秋时期的 “觚不觚”，绝非孤立的器物变形，而是整个社会 “名实错位” 的缩影。《左传》记载的 “季氏八佾舞于庭”—— 按礼天子用八佾（六十四人），诸侯六佾，大夫四佾，季氏作为大夫却用八佾；“三家者以《雍》彻”——《雍》是天子祭祀后撤祭器时唱的诗，孟孙、叔孙、季孙三家大夫祭祀时却擅自使用，这些与变形的觚如出一辙，都是在下者冒用在上者的礼制，导致 “名” 与 “实” 的割裂。
政治领域的 “不觚” 最为刺眼。齐桓公 “九合诸侯，不以兵车” 本是霸主，却在葵丘之会（前 651 年）“欲封泰山，禅梁父”，冒用天子祭祀之礼。管仲以 “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皆受命然后得封禅” 苦苦劝阻，列举伏羲、神农等受命帝王的先例，才勉强阻止。晋文公更在践土之盟（前 632 年）召周天子赴会，《春秋》为 “正名”，不得不书 “天王狩于河阳”—— 明明是诸侯召见天子，却硬说是天子狩猎，这种 “为尊者讳” 恰恰暴露了 “名实不符” 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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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国的官制变革同样体现 “不觚”。西周的 “卿、大夫、士” 等级分明，春秋时却出现 “陪臣执国命” 的现象：鲁国的阳虎本是季孙氏家臣，公元前 502 年囚禁主人季桓子，执掌国政达三年；晋国的六卿（韩、赵、魏、智、范、中行）架空公室，公元前 453 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最终瓜分晋国。这些家臣、大夫的官职（名）与其实际权力（实）完全背离，正如变形的觚 —— 名为 “觚”，实则早已不是觚。
经济领域的 “不觚” 体现在赋税制度。西周的 “井田制” 规定 “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到春秋时，鲁国宣公十五年（前 594 年）“初税亩”，不分公田私田一律收税；齐国管仲 “相地而衰征”，按土地肥瘠收税，实质都是承认土地私有，却仍保留 “井田” 之名，形成 “名存实亡” 的局面。《公羊传》批评 “初税亩” 时所说 “始履亩而税也。何讥尔？讥始履亩而税也。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为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正是对这种 “不觚” 的谴责。
伦理层面的 “不觚” 更触目惊心。《礼记?檀弓》记载，春秋时有个叫 “黔娄” 的人去世，其妻按照他的遗愿 “不封不树”（不堆坟头不种树），却有人指责 “夫鲁有初，公仪仲子之丧，舍其孙而立其子，孔子曰‘何哉，不使其子主之而使其孙主之”，可见连丧礼这种最私人的伦理行为，都出现了 “名实不符” 的混乱。更有甚者，卫宣公为娶儿媳宣姜而筑新台，《诗经?邶风?新台》讽刺 “新台有泚，河水弥弥。燕婉之求，籧篨不鲜”，直指 “父娶子妻” 的名实颠倒。
面对这种全面的 “不觚”，不同学派提出了不同的应对之道。道家主张 “绝圣弃智”，认为 “名” 本身就是束缚，《老子》“名可名，非常名”，要回归自然本真；墨家强调 “兼爱”“非攻”，试图用实用主义打破等级虚名，《墨子?小取》“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注重名实的对应；法家则干脆 “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以法律取代礼制，《韩非子?定法》“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而孔子选择的是 “正名”—— 通过恢复 “名” 与 “实” 的对应，重建社会秩序，这正是他周游列国宣扬 “仁”“礼” 的深层动因。
三、循名责实：历史中的纠偏之路
“觚不觚” 的困境，并非春秋独有，而是贯穿中国历史的永恒命题。每当社会出现 “名实错位”，总会有智者站出来 “循名责实”，试图将变形的 “觚” 重新塑回应有的形制。从战国的商鞅变法到汉代的 “春秋决狱”，从唐代的《唐律疏议》到明代的张居正改革，本质上都是对 “不觚” 的纠正，是 “正名” 传统的延续。
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是 “循名责实” 的激进实践。他在秦国推行 “军功爵制”，规定 “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将爵位（名）与军功（实）严格挂钩，彻底打破西周以来的 “世卿世禄” 制。史书载，秦军士兵 “捐甲徒裼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正是这种 “以实定名” 的激励效果。他还设立 “告奸” 制度，“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确保法律条文（名）与执行（实）一致。司马迁评价商鞅 “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可见 “循名责实” 的成效。
但商鞅的 “正名” 过于刚性，只重 “实” 而轻 “名” 的教化功能。他统一度量衡时，只规定 “度、量、衡” 的标准 ——“一尺约合 23.1 厘米，一升约合 202 毫升”，却忽视了其背后的礼制内涵，甚至 “燔诗书而明法令”，焚烧儒家典籍。赵良曾劝他 “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商鞅不听，最终被车裂，印证了 “正名” 不能仅靠强制，还需兼顾 “名” 的象征意义，正如觚的形制既要规范，也要保留其承载的文化记忆。
汉代的 “春秋决狱”，开创了 “以名正实” 的司法传统。董仲舒提出 “《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即根据行为的动机（名）与结果（实）来定罪。《太平御览》记载一案例：甲父乙与丙争言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击丙，误伤乙，按律甲应处死刑。董仲舒却以《春秋》“父为子隐” 为由，认为甲 “非律所谓殴父也”—— 甲的动机是救父而非伤父，“名”（动机）为 “救”，故 “实”（定罪）不应为 “殴父”，最终判甲无罪。这种 “原心定罪”，通过《春秋》的 “大义”（名）来纠正法律条文（实）的僵化，体现了 “名” 对 “实” 的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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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唐律疏议》，是 “名实相符” 的制度巅峰。这部法典开篇即 “名例律”，明确 “名者，五刑之罪名；例者，五刑之体例”，将 “名” 的定义与 “实” 的量刑严格对应。如对 “谋反” 的定义：“谓谋危社稷”，解释为 “王者居宸极之至尊，奉上天之宝命，同二仪之覆载，作兆庶之父母。为子为臣，惟忠惟孝。乃敢包藏凶慝，规反天常，悖逆人理，故曰谋反”，从 “名” 的内涵到 “实” 的惩处（凌迟）都规定得清清楚楚。更可贵的是，它还设 “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 的原则，通过类比确保 “名实相符” 无死角，形成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法者定名，刑者正实” 的体系。
宋代的程朱理学，则从哲学层面 “正名”。朱熹提出 “理一分殊”，认为 “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正如觚有觚之理，爵有爵之理，“名” 是 “理” 的体现，“实” 是 “理” 的落实。他编订《家礼》，规范 “冠婚丧祭” 的礼仪，甚至细化到 “深衣” 的尺寸 “袂之长短，举之及肘；袷之高下，及腰而已”、“丧服” 的布料 “斩衰用粗麻布，齐衰用稍细麻布”。他说 “礼即理也”，试图通过 “正” 日常生活之 “名”，来涵养人心之 “实”，这是对孔子 “觚不觚” 之叹的哲学回应。
明代的张居正改革，以 “考成法” 践行 “循名责实”。他规定 “凡六部、都察院遇各章奏，或题奉明旨，或覆奉钦依，转行各该衙门，俱先酌量道里远近，事情缓急，立定程期，置立文簿存照，每月终注销”，即对官员的职责（名）与政绩（实）进行量化考核。如规定 “河道修治须三月完工，逾期未竣者，巡抚罚俸三月”。他还设立 “随事考成” 制度，“月有考，岁有稽”，使 “名实不相符者，查参究治”。这种制度设计，直指明代官场 “因循苟且”“名实背离” 的积弊 —— 如官员 “报喜不报忧”，水灾只报 “淹没田亩十之三”，实则过半；征税只报 “已征八成”，实则不足六成。张居正的改革正如将变形的觚重新校准，短期内使明朝出现 “太仓粟可支十年，冏寺积金至四百余万” 的中兴气象。
这些历史实践表明，“正名” 不是复古守旧，而是根据时代需要调整 “名” 与 “实” 的关系：有时需要 “以名正实”（如董仲舒），用理念引导实践；有时需要 “以实正名”（如商鞅），用实践修正理念；更多时候则是 “名实互证”（如《唐律疏议》），使二者动态平衡。这种平衡的智慧，正是中华文明应对 “不觚” 困境的核心方案。
四、形制之变与精神之守：器物演变中的永恒
觚的形制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变化：从商代的繁复到西周的简化，从春秋的变形到秦汉的消失（被爵、觯取代），再到宋代以后的仿古复制，但它承载的 “名实相符” 精神却始终未变。这种 “形制可变，精神恒在” 的现象，揭示了应对 “不觚” 困境的深层智慧 —— 重要的不是固守形式，而是守住形式背后的核心价值。
第148章 觚哉：名实之间的千年叩问[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