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司徒府出来，我的心情异常沉重。
王允虽然对我推断出的“迁都三策”感到震惊和愤怒，但他显然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诛杀董卓这毕其功于一役的行动上，对于迁都可能带来的毁灭性后果，以及提前做出应对准备的必要性，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我知道，这不是因为他不关心洛阳的安危，而是因为他深受传统儒家思想和汉代主流价值观的影响。
在他看来，“国贼”董卓才是万恶之源，只要除掉源头，一切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而我那些基于逻辑推演和利弊分析的“经济账”、“止损论”，在他眼中，或许显得过于“功利”，甚至有些“舍本逐末”。
直接劝谏的路，已经走不通了。
我必须换一种方式，一种更符合他认知体系、更能触动他内心深处那根弦的方式。
我回到了那间隐蔽的小屋，开始苦苦思索。
王允这类深受大汉帝国正统思想熏陶的士大夫，他们最相信的是什么？
除了儒家经典，恐怕就是那套流传已久、深入人心的“天人感应”学说和谶纬之学了。
在汉代，上至天子，下至百姓，普遍相信天意与人事息息相关。
日食月食、彗星流陨、水旱灾异，都被视为上天对人间行为的警示或惩罚。
而各种谶语、图箓、纬书，更是被许多人奉为圭臬，用来预测吉凶、解读天命。
虽然在我看来，这些大多是牵强附会、甚至别有用心的迷信。
但此刻，它却可能成为我说服王允的最有力的武器！
如果，我能将我对“迁都三策”恶果的分析，巧妙地“包装”成一份“来自上天”的警示呢？
这个念头一出现，便迅速占据了我的全部心神。
这虽然有违我一贯信奉的逻辑与理性，甚至有些“弄虚作假”的意味。
但在这种非常时期，为了达到拯救洛阳、警醒世人的目的，或许……不得不行此非常手段了。
说做就做。我立刻开始行动起来。第一步，是寻找“天象”依据。
我需要找到一些可以被解读为“凶兆”的天文现象。
我立刻联系了石秀，让他通过玄镜台的网络，搜集近期洛阳周边以及全国各地关于异常天象的传闻和记录。
同时，我也求助于蔡琰姑娘（通过我们约定的秘密方式传递信息，请她帮忙查阅相关典籍）。
很快，一些零散的信息汇集到了我的手中：
几个月前，似乎发生过一次不甚明显的日偏食，当时并未引起太多注意。
近期夜空中，有人声称看到了“扫把星”（彗星），但具体方位和时间说法不一。
更早之前，似乎有记录提到过“荧惑守心”（火星接近心宿二）的现象，这在古代被视为极凶之兆，预示着帝王驾崩或天下大乱。
这些信息大多模糊不清，甚至相互矛盾。
但这恰恰给了我“解读”的空间！
第二步，是构建“合理”的解释，将天象与
第66章 另辟蹊径：谶纬之学的“包装”[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