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矿，遗属投诉无门，只能于矿坑前立“千人碑”，血书控诉于道。
案鞫得实后，圣诏修订《户部则例》，新增“矿税五联单”之制：凡铜矿开采、运输、抽课、销售、存库五环节，各钤不同官印以为验，数据登入黄册时必以满汉双语对照，且许商民至布政司衙署阅看公示。云南百姓初见矿税细目张于辕门，即便偏远倮倮族头人，亦持贝币逐栏核算“抽成多寡”，百年间官商勾结之积弊，竟在算珠起落声中渐次瓦解。
丹墀之上，初彭龄呈递查案账册时，指陈鄂辉舞弊之术：“该员利用‘移丘换段之法虚增产量，却不知开矿数目与用工银两相映，矿砂出水率与运输脚费相核，任他百般掩饰，终难越算筹之网。”嘉庆帝抚案长叹，顾谓诸臣：“滇铜之案，非独惩一鄂辉，实乃立‘以数治吏之规——今后各省赋税、民生诸项，皆须入册建档，敢有虚饰数据者，罪同欺君！”
自此，户部黄册之上，每一笔数据皆成悬镜，照破天下贪墨之徒的欺瞒伎俩。而西南矿场的算盘声，亦成为大清吏治革新的先声，在铜炉炭火与算筹碰撞中，为帝国的官僚体系注入了一丝冷峻的理性之光。当算珠在账册上噼啪作响，当黄册上的数字被反复核验，这场始于盐政的数据革命，正以不可阻挡之势，重塑着王朝的吏治格局，让“以数治吏”的理念，在紫禁城的飞檐与矿场的篝火星子间，渐渐织就一张细密的监督之网。
第38章 天下震动[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