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
当史密斯将《中国技术关税章程》寄回伦敦，英国议会掀起激烈辩论。而在紫禁城，嘉庆正在校勘《东西贸易数据总账》，发现“技术类进口增长300%，鸦片进口下降60%”的曲线，满意地批注：“以数据为盾，以技术为矛，西人欲用工业品叩关，我便用数据链锁关——此乃孙子‘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之道。”
蒙古草原的“蒸汽驿站”开始运行，明轮驱动的雪橇在雪原上画出黑色轨迹，驿站墙壁上的《蒙汉技术对照表》显示：“蒸汽雪橇日行数百里，较传统驼队快五倍，唯需定期检修汽缸——此等数据，需蒙汉工匠共习。”嘉庆特意保留蒙古“乌拉”驿站制度，却用蒸汽技术改造其效率，让“旧制”与“新器”在数据管理中无缝衔接。
是年冬至，第一份《中国工业数据年报》呈览：全国蒸汽工坊达三百处，工匠十万众，番薯玉米种植占耕地三成。嘉庆望着“技术关税占比”“工匠识字率”等新增指标，忽然想起前世学过的“李斯特保护幼稚工业论”——原来两百年前的清代，正通过数据化的关税政策、技术引进与本土保护，走出一条属于东方帝国的工业化道路。
当西方列强还在揣测“中国皇帝为何痴迷于算珠与蒸汽的结合”时，嘉庆已经在《御制数据治世论》中写下：“器可变，制可参，唯数据之理不可变——西人有蒸汽机，我有算珠账；西人有工厂制，我有数据房。以数为纲，以变为常，此乃大清应对之策。
第69章 阶段总结[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