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上总存在着披着人皮的怪物！
怪物\/怪物性”并非仅是一个时髦的话题。
亚里士多德对怪物\/畸形的辨析，康吉莱姆对正常\/病态及规范性的反思，以及德勒兹与加塔利的生成动物的概念，正是这个概念谱系中的三个基本环节。当最近资本主义日益进入新保守主义阶段之后，怪物概念需要经过重新理解，甚至有必要被幽灵这个新形态所取代。
“我们生活在一个怪物的时代。”
有学者如是感叹。然而，至少从流行文化的浮华表象上来看，这一断语倒并未显得太过浮夸。确实，从银幕到文本，从私人场所到公共领域，从实在空间到虚拟世界，到处遍布着五花八门且层出不穷的怪物：闪着荧光的兔子，插满翅膀的肉鸡，脑后钻孔的赛博格，人皮包裹的机械姬……一时间恍若将我们抛回福柯在《古典时代疯狂史》开篇所描绘的中世纪晚期的诡异场景：在那个时代的欧洲，疯人、愚人、怪人到处游荡，尽情展现着自己的疯狂与怪异，诱惑着理性不断偏离自己的秩序，堕入混沌黑暗的深渊。博斯（HieronymusBosch）笔下的人间地狱般的场景正是这一混乱世界的真实写照。或许，疯人与怪物已经被紧闭和压抑得太久，如今他们注定要再次回归，重新扰乱乃至颠覆世界的“正常”秩序；或许，他们正是这个日益崩坏的世界的真实写照；或许，怪物的大举回归正预示着“正常\/病态”之间的明确界限的彻底消解，进而整个人类种族正不可逆地加速滑向“人类纪”的终极末日。
然而，当我们窝在沙发里，看着《吸血鬼日记》，玩着《植物大战僵尸》之时，这样一种沉重恐怖的氛围似乎又顿然间消释无存。当僵尸、恶鬼和幽灵不断被“恶搞”和“玩坏”之时，爱伦·坡和洛夫克拉夫特笔下的那种来自未知的恐怖不安，那种瞬间被抛离世界之外的崩溃之感，所有这些曾经的终极体验还能在如今的消费文化中留存多少？这让我们不禁想再度化用福柯在另一部巨著《性史》中的雄辩思路：当整个世界都在谈论、消费、观看怪物之时，那或许恰恰是怪物本身日渐趋于消声乃至消失之际。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关键的节点，对怪物进行一番深刻的哲学反思不仅势在必行，甚至可说是迫在眉睫。
怪物概念的发端与演变：从柏拉图到康德
倒不是说思索“怪力乱神”是一件不太得体的事情，而是大家都会质疑这项研究的初衷是否仅仅是哗众取宠的博眼球之举。与其花费时间精力去研究怪物这种时髦刺激的题目，哲学是否更应该冷静一点地去沉思冥想那些古老恒久的命题？
当然，说怪物本是时尚制造，这没人会否认，但时尚之物并非皆是肤浅庸俗，因为在其中或许恰恰隐藏着时代的最敏感的焦虑和最深切的阵痛。不过，说怪物不是一个“古老恒久的命题”，那可能就是一种短视乃至无知了。回归西方哲学史的源头，我们发现怪物恰恰位于一个极为要害的问题之处。
在柏拉图的文本之中，别说怪物，连动物都很少露面。即便出现，也大都是带着神话和隐喻的形貌。这本不奇怪，因为对于柏拉图，动物说到底只是灵魂的堕落形式，并没有多少哲学思索的价值。在《蒂迈欧篇》中，绝大多数篇幅都在讲述宇宙和生命的演化，但真正谈及动物的就只有最后寥寥几段而已：“关于其他生命体的生成机制，简略谈谈就够了。”在这里，他甚至提出了一个极为不可思议的命题：动物只是人类灵魂的“退化”形式，它是对灵魂薄弱者的一种“惩罚”。比如，最低等级的就是“水中生物”，而它们从根本上说“乃是对蠢人的最后的极端惩罚；他们要生活在最末端、最底层”。
但到了更为关注实证研究的亚里士多德那里就不同了。在他的两本动物学的代表作（《动物志》和《动物四篇》）之中，怪物可说是屡屡出现。尤其是《生殖》这一卷中，怪物和怪胎几乎成为了一个重要主题。他首先列举了种种怪物的形态，如“残阙性怪胎”、“合生怪胎”、“畸零猪”、“雌雄羊”，等等，不一而足。即便在见怪不怪的今天的读者看来，也算得上是大开眼界了。不妨可说，正是在这篇文本中，“怪物”作为一个重要的概念首先被引入到哲学史的脉络之中。而一旦引入，所牵动的是一系列棘手的难题。
至少在《生殖》的文本中，跟怪物相关的有两个基础词汇，一是“TE'PAΣ”，本意是“异象、奇迹”、“怪兽、怪异”；另一个则是“ΠHPO'Σ”，无非只是“残疾、残废”之意。显然，单从字面上看，这两个词的差异就足够明显，前者更为恰切地对应着“怪物（monster）”这个当代的说法，而后者则相应可译作“畸形（teratoid）”。进而从内涵观之，二者的区别就更为深刻：后者表示的是一种疾病，是对健康状态或正常标准的一种“偏离”，因而至少可以从医学或生理—解剖学的角度对其“原因”进行解释，进而对其“症状”进行疗治乃至根除；但前者则不同，其中的“奇”、“怪”、“异”的明显特征充分展现出一种来自外部的、未知莫测的破坏性乃至毁灭性的“可怖”力量（由此亦衍生出“monstrous”这个形容词形式）。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亚里士多德的文本之中，这两个词往往不加区分的混用。但这并非是一种思想上的不严密乃至缺陷，而恰恰显示出亚里士多德式的怪物之思的核心所在。混用“怪物”和“畸形”，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正是意在以科学和理性的方式对前者之中所蕴含的浓重的“怪异”之意涵进行稀释，进而将其解释为、还原为一种“畸形”的症状。之所以要采取看似如此极端的举措，实在是因为怪物所触及的正是古希腊哲学发端之处的根本问题，那正是“原因（aitia）”。在中译本序言中，吴寿彭明确点出了这个线索。实际上，对两种“原因”的辨析，正是激发苏格拉底之哲学转向的真正事件，即《斐多篇》中的所谓“第二次航行”：“格贝啊，我小时候非常想钻研那门被称为自然研究的智慧。……可以知道每一事物的原因，知道每样东西为什么产生，为什么消灭，为什么存在。”
但受到阿那克萨戈拉的“奴斯”说的关键启示之后，他领悟到了一个对他随后哲学发展极为重要的区分，那就是“条件”和“原因”。以往自然哲学家所说的其实只是万物生灭的物质“条件”，而真正的“原因”理应在别处寻找：“他给每件事物以及一切事物说出原因的时候，会进而说明什么对每件事物最好，什么对一切事物都好。”虽然柏拉图在这里并未明确使用“目的”这样的说法，但我们无疑仍可以根据陈康的解释稳妥地得出两个相关的推论：“第一个推论的意思是世界是有目的的，……第二个推论是，宇宙的原因论解释必然是目的论的。”
而怪物的出现恰恰扰乱了苏格拉底在原因和条件之间所划定的基本区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怪物几乎都是一个难解之谜。首先，如果我们像前苏格拉底的自然哲学家那般，将万物生灭的本原归于物质性的原因，那么就自然会得出这样的推论：“如果任令一一动物，动物体中一一物质，各自行其演变，世上该有不可胜数的虚妄的动物，而每一动物又将有好多不相符应的器官了。”然而，这个世界上的怪物显然并没有无序蔓生、人满为患。反过来看，目的论似乎就更难以应付怪物的挑战。既然万物的生灭皆趋向于一个“最好”的目的，那么又怎么解释那些看似全然不符甚至背离目的的怪物之“时常发生”？亚里士多德将怪物还原为畸形的做法，确实极为恰当地缓解了此种张力。当他将物质因和目的因皆整合于其四因说的体系中时，其实就是想表达一个基本的原理：自然有法（必然性），但法有例外（偶然性）。而怪物恰恰是位于必然与偶然的纠结关联之处，它体现出二者的明显矛盾，但又从根本上实现着二者的内在统一：“实际上怪胎诸例固然有违于动物界的现行规范，若试详究其蕴，也不全出偶然，而还是循从于某些可捉摸的方式的；……怪胎也不很可怪的了，仍旧是合于自然的。”
怪物不怪，它无非是偏离正常的畸形，因而最终是“合于自然”的。这个亚里士多德的基本命题可以说是统治了西方思想史随后千年的发展。这也是怪物（moster）这个概念随后近乎销声匿迹的一个根本原因。如果说福柯笔下的那些活灵活现的疯人直到中世纪晚期才逐渐淡出历史的舞台，那么比较之下，作为一个哲学概念的“怪物”则显然不幸至极，因为它几乎在刚刚正式出现之际就已然被彻底解除了力量。当然，它偶尔也有死灰复燃的闪光时刻。其中一个令人难忘的瞬间当然是《判断力批判》中的一个简短段落，在那里康德区分了“宏大（kolossalisch）”与“大而无当（ungeheuer）”。二者虽然皆呈现出逾越界限的运动，但对于宏大来说，“被领会的大可以增长到任意的规模，只要它可以通过想象力而被统摄在一个整体中”；而“大而无当”则正相反，“它通过它的大而取消了构成它的概念的那个目的”。
因而，宏大仍然可以归于“崇高”的范畴，因为在其中想象力最终合于理念。但“大而无当”就不同了，它表现出的正是一种怪物式的咄咄逼人的、恐怖的破坏和毁灭之力。其实“ungeheuer”这个德文词，原本的意思正是“巨兽，怪物”，因而可以完美对应于“monster\/monstrous”这个译法。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昙花一现的瞬间几乎可以说是怪物之强力在近代西方哲学史上的唯一一次闪光。在黑格尔的恢弘的“自然哲学”体系之中，怪物全然消失，被疾病取代；而疾病最终也无非被归结为“类属”和“个体”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而已。甚至是遍布着动物形象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其中固然充溢着动物性的生成之力，但却始终难觅怪物式的僭越的（transgressive）毁灭之力。
从怪物到生物—动物：从康吉莱姆到德勒兹
（一）生命的“负值（valeurnégative）”——由怪物重视生命
康吉莱姆的怪物学集中于两部代表作中，一是《正常与病态》（Lenormaletlepathologique）；二则是文集《生命的知识》（Laconnaissancedelavie），尤其是其中的“怪物性与怪异（Lamonstruositéetlemonstrueux）”一文。他对怪物这个蛰伏了千年的古老概念的重新激活，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接近于亚里士多德的原初之思，因为二者的研究都并非仅局限于实证性的层次，而更是希望经由科学的素材与证据来“重新开启”哲学问题。但就基本思路而言，二者就大相径庭了。
亚里士多德是希望将怪物还原为畸形，进而得以对其成因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哲学的阐释。但康吉莱姆则正相反，他试图在当代的医学和哲学背景之下重新唤回怪物之“怪”与“异”的强力，进而动摇、挑战理性的秩序，敞开生命的本原、重新理解生命的本质。在《怪物性与怪异》一文的起始，他就明确强调了这一点。一方面，若我们执意将怪物还原为畸形，那就是将生命的本质理解为相对稳定的秩序与结构，而对怪物这样的变异和“偏离”之现象的理解，从根本上必然要参照此种秩序与结构，进而以之为“标准（norme）”进行“矫正”和治疗。
但在康吉莱姆看来，怪物并非仅仅是正常秩序的偏离，而更是对其所进行的动摇、僭越、乃至破坏，正是因此，它不能仅还原为一种“疾病”，因为它带来的并非只是“痛苦”，而更是“极端的恐惧（crainteradicale）”。看似这样就将怪异与生命鲜明对立起来，好像怪异就是否定性的一极（“负值”），作为与生命相对立乃至对抗的来自外部的破坏性力量。在《正常与病态》的开篇，康吉莱姆就描述到，早在希波克拉底之前，古人对疾病的看法正是将其与“着魔”联结在一起：“疾病，通过一扇门进入或者离开一个人的身体。”
在某种意义上，康吉莱姆正是要回到这个古老的“本体论性质的理论”，进而对亚里士多德及随后漫长的实证主义传统进行批判乃至颠覆：后者将怪异和畸形都视作病态，并认为病态与正常之间其实只有量和程度上差异（仅仅是“过剩”或“缺乏”），完全可以通过计量和统计的方式进行衡量和校准；但在前者看来则正相反，疾病乃至怪物之产生，恰恰源自不同力量之间的作用和冲突（“把生命体变成斗争舞台”），由此形成的是生命的不同性质和状态的变化：“疾病，并非健康维度上的变化；它是一种新的生命维度。”但康吉莱姆同时对这种古老的力之本体论进行了双重深刻的修正：首先，怪异之力其实并非源自外部，而更是源自生命本身，甚至是生命本原之力；其次，怪异也并非只是一种消极的破坏性的“负值”，而其实恰恰揭示的是生命本源之处的积极的创造性能量。
由此康吉莱姆意味深长地概括到，“生命的对应值（contrevaleur）是怪物性而非死亡”。这里的“contrevaleur”这个微妙的词恰恰引申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它在英文里面可直接对译作“countervalue”，但这里的“counter”强调的更是“反”、“对”这样的负面的极性和否定性的内涵。但在法语里面却往往相反，“contre”强调的是“相等”、“相通”的内在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病态不能够直接地从正常推演而来”，它并非是对某一种既定的、预设的标准的偏离，而是呈现出生命的真相恰恰在于“建立新标准的可能性”。
所谓“标准\/规范”，并非仅仅是计量、统计意义上的平均值，也绝非只起到限定、规约的作用；正相反，“标准的定义，是一种创造性的定义”。由此，甚至可以说唯有“怪异”、“怪物性”才能真正揭示生命本源的“动态极性”，因
第111章 怪物[1/2页]